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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印度各地數百萬的女性來說，家事工作不是向上流動的道路，而是終身監禁。社會認為她們比性工作者更值得尊重，但也只是高出那麼一點而已。
附圖| 《女傭》劇照
我同意舉家遷往印度，但有個明確的條件：我要毫不愧疚、大手大腳地聘用家政人員。我要把購物、準備食材、烹飪、清潔和洗衣的活兒統統外包出去。湯姆的事業把我們推向印度，但我決心讓我的工作也能從中受益。我開始安排一個新的家庭模式，除了陪伴孩子和寫作，我什麼都不做。
全球經濟再一次站在我這邊了。印度的勞動力甚至比中國還便宜。一個全職工人的工資，即使按照當地標準慷慨地支付，對我們的家庭預算幾乎不構成任何影響。所以，到德里的第一天，我就開始物色保母。
我們是在夜深人靜時著陸的。我第一眼瞥見印度，是透過計程車車窗望見的昏暗燈光下的片段：夜裡罩上油布的市場攤位，在水溝裡梭巡的野狗，在人行道上沉睡的人。在街邊搖曳的昏黃燈光下和雨點的浸泡中，所有事物都模糊不清，一切都在雨季的侵蝕下慢慢地分崩離析。
最後，計程車停在一棟服務式公寓大廈前，這棟建築極為乾淨，非常現代化，附在一座閃閃發光的巨型購物中心後面。我們用瓶裝水刷牙，陷入無夢的昏睡，三個半人躺在大床上：湯姆、馬克斯，還有肚子已經很大的我。湯姆的手機鬧鈴在早上響起。他沖了個澡就不見了。
我看著兒子馬克斯，馬克斯看著我。他如何理解這次行動──跨國搬家，轉運行李，在我肚子裡還有一個寶寶？
在自助餐廳，我在他盤子裡放了一堆火候過頭的煎餅、油膩膩的雞肉香腸、木瓜片和鳳梨。咖啡發酸，但我還是喝了一壺，牛奶在杯子裡慢慢凝結。回到套間，我拉開窗簾，觀察城市白天的樣貌。疑慮潛入內心。眼前的景觀與我的想像不符。
湯姆幾年前去過德里。他描述了成群的綠色鸚鵡在棕櫚樹上築巢，搖搖欲墜的莫臥兒古墓，奔放的熱帶花朵。他曾邀我飛到印度參觀泰姬陵，但我當時忙著在貝魯特報道突發消息，沒能去成。從那時起，印度就作為浪漫和錯失良機的象徵縈繞在我們心頭。
現在，迎接我的是毫無特點的高樓和空地。德里的這區域滿是平淡無奇的建築、無精打采的人和成堆的垃圾，就像其他一百個我從未想過要稱之為家的城市一樣，這裡也隱約帶有後末日的氣息。
還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湯姆馬上又投入到全面的報道工作中，安頓家的任務落在了我的肩上。我們沒有房子，沒有車，沒有保姆，什麼都沒有。什麼都沒有，而一切似乎都要把時間耗盡。這一切，包括搭乘計程車穿過擁擠得讓人窒息的街道，到達擁擠的市場，並通過危險的樓梯進入商店。人行道上擠滿了人，汽車擦肩而過，馬克斯連站都站不穩，於是我把他架在腰間，挺著一個大肚子，拽著一個德國牧羊犬那麼大、還在蹣跚學步的孩子，搖搖晃晃地爬上樓。
我需要一部手機和一張SIM卡。我需要一個醫生幫我接生。我需要弄清楚去哪裡買菜，這樣我就可以在我們的小廚房裡糊弄一頓飯。我需要一個插線板。我需要拿著這個插線板去換一個能用的。我需要洗滌劑來浸泡水果和蔬菜。我需要水果和蔬菜。我需要回去看看為什麼他們沒有啟動SIM卡。我需要護照照片。我得回去拿護照照片。我需要再去一趟，帶著孕婦的憤怒大吵一架，這樣他們才會啟動SIM卡。我需要驅蚊劑。
閒下來時，我和馬克斯跟著一名房地產經紀人穿梭在德里各地。她穿著長褲套裝，拿著寫字板，對一切都很樂觀。我們參觀了鹿苑附近嶄新閃亮的公寓，喬巴格地鐵站房子典雅的大理石紋路，以及高爾夫球場公寓生硬的殖民地風格客廳。
租金太高了，通勤時間太長了，對著的街道太吵了。湯姆早就發過話，他不會住在建築工地旁邊，現在我意識到新德里幾乎每個街區都在施工。我們繼續看房，看更多的房子。
然後瑪麗來到我們身邊。
我開始寫的是「我們找到瑪麗了」——但感覺不對。不被找到，瑪莉就不會罷休，在尋找的一定是她。她是選擇者——一個充滿行動力和決斷力的女人，永遠如此，阿門。
透過郵件列表中一句無關緊要的評價，瑪麗來到我們身邊："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，把大孩子和嬰兒都照看得非常好。"
我知道這則廣告的簡短可能是個不好的訊號。大多數即將結束僱傭關係的雇主會用推薦信來彌補自己的罪惡感，這些推薦信充滿了溢美之詞，就像小說一樣不真實。這些女性是「不可思議的」「難以置信的」「不可或缺的」；她們是瑪麗·波平斯和弗羅倫斯·南丁格爾的混合體，所以聘請她們的機會不容錯過！
當然，這些神聖的人物在午餐時給孩子們吃軟糖和微波爐爆米花，或是在櫥櫃裡塞滿沒洗過的盤子，或是害得一家老小食物中毒時，虛假的廣告只會加劇幻滅感。但我是一個乞丐，沒辦法挑剔──懷著身孕，筋疲力盡，迫切需要有人幫忙照顧孩子。我打電話給她，她來了。
其他候選人會聞一聞，轉動身子，焦急地環顧飯店套房，好像我們的臨時住所預示著家庭不穩定。瑪麗沒有這樣。她安靜地坐著，雙腳穩穩平放，雙手放在結實的大腿上，臉寬大而鎮定，注視著我的眼神帶著聰慧。她的家族定居在不丹和印度之間的邊境地帶。她在大吉嶺跟隨修女學習。她是寡婦，兩個十幾歲的孩子由她在阿薩姆邦的婆婆撫養。
我等著發現她履歷中的瑕疵，但沒有找到。瑪麗常年幫人照顧雙胞胎。她在美國總領事家工作多年，上過急救和兒童發展的課程，可以流利地說多種語言。警方已經核實過她的經歷，為了在美國大使館工作，她也接受過背景調查。
我告訴她，我不確定我們會住在哪裡，但我列出了一些正在考慮的社區。
"沒問題，夫人。"
我解釋說，一開始她只能在飯店套房為我們工作，我知道這既不正規又很尷尬。
"沒問題，夫人。"
"你不用叫我夫人。"
"好的，夫人。"
"不，我是說真的——"
"好吧，夫人。"
「喔……」我尷尬得說不下去了。
每週工作五天半，她的起薪是每月一萬五千盧比，約合二百三十五美元。每月除工資外，我們還多付她五百盧比的電話費，加上兩千盧比的公車費和午餐費——總共約四十美元。我們承擔她的醫療費，每年給她兩次五十美元的收納費。加班還是休息，選擇權在她這裡，如果加班時薪是一點五美元。六個月後她就可以加一次薪，此後每年都會加薪。
瑪麗沒有吹毛求疵，我並不驚訝。我做了調查，沒有人比我們付得更多。我聽說德里全職家事移工的最低月薪只有一百美元。瑪麗接著解釋了她唯一的條件：她不想住在用人宿舍裡，德里的用人宿舍與許多中產階級公寓是連在一起的。她的丈夫是尼日利亞人，兩人在教會相識，對他來說，和印度的用人們住在一起很不舒服——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。
「人們有一點種族歧視。」她溫和地解釋。
我向她保證，無論她住在哪裡我們都不介意。
她就這樣來了。她飛奔而來，大喊大叫著，微笑著。她原諒了我們的無知。
一個星期六的早晨，暴雨襲擊了這座城市。馬克斯站在窗邊，對著那模糊、一望無際的銀光驚嘆道："下雨了！"
瑪麗打電話："雨太大了。我來不了。"
「下雨了，所以瑪麗不能來。」我告訴湯姆。
"給她回電。"他說，"讓我跟她談談。"
我把電話遞給他。 "瑪麗！"他說，"聽著，你今天得來上班。我不管你怎麼到這兒來，但你一定得來。"
「她說什麼？」他把電話還給我時，我沒好氣地問。
"沒說什麼。她說好的。"
「你確定—」我搜尋著適當的表達。
"她不能每次一下雨就不來上班。"湯姆打斷我的話，感到難以置信，"我們不能開這樣的先例。"
突發新聞閃過。瑪麗住的社區被洪水淹沒了。地鐵關閉。公共汽車無法通行。進入緊急狀態。
"哦，上帝，"湯姆說,"她為什麼不跟我說情況有多糟？"
「你當時說得好像她不來就要炒了她似的。」我生氣地說。
我們打電話想讓她回去，但打不通。湯姆焦躁不安，皺著眉頭，內疚地在窗前踱來踱去，一遍又一遍地撥著瑪莉的電話。我和馬克斯靜靜地玩。終於，有人敲門。瑪莉全身濕透了，褲子捲到膝蓋。我準備好接受嚴厲的譴責和辭呈。
"實在是對不起。"湯姆趕忙說，"我不知道這場雨造成的後果這麼嚴重。如果知道，我絕不會叫你來的——"
「好的，先生，沒事。」她說。
然後她開懷大笑起來。
馬克斯午睡時，大家都要強制跟著休息。這種強制休息是我以前保持室內沉默的狂熱殘餘：我要將我的反噪音巡查改頭換面，作為慷慨的「停工時間」分配給所有人。我回到臥室寫書，至於瑪麗，在確信我是真的不想讓她在馬克斯睡覺時做任何事情后，她開始蜷縮在沙發上打呼嚕。
一天下午，她跳起來朝門口走去："我去上廁所。"
"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"我側身探頭，朝著客廳問，"你要去哪裡上廁所？"
"我去樓下，那裡有個衛生間。"
"但是我們這裡就有衛生間啊，而且有兩個。"
她看起來有點困惑："我不舒服。"
「噢！」我不知所措。要嘛她是在警告我，我們的感官即將受到一場特別奇異的攻擊（如果是這種情況，那還是去樓下大廳吧！ ），要么一直以來她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：她那卑微的幫傭的屁股不應該玷污我們神聖的廁所。
我陷入對瑪麗私人需求不必要的沉思之中，對自己說的話感到後悔。 "我是說——"我結結巴巴地說，"如果你不舒服，當然——"
「你不介意嗎？」她打斷我的話。
"介意你用我們的衛生間？當然不會！"
「好。」她害羞地說。
看著她走進廁所，一陣悲傷將我裹挾。瑪麗一直被視為賤民——禁止進入家庭廁所。習慣了更為自信、大膽的北京阿姨，我對此情此景感到震驚不已。我剛到印度，還不知道家政人員通常被禁止坐在雇主的家具上，用他們的杯子喝水或用他們的盤子吃飯。
我還不明白，對印度各地數百萬的女性來說，家事工作不是向上流動的道路，而是終身監禁。社會認為她們比性工作者更值得尊重，但也只是高出那麼一點而已。她們願意在別人家工作，這表示她們很髒，不受歡迎。
這些我都不知道，但我會懂的。
我過去做記者時的一個場景在街上真實出現了：成群的記者和衛星網路直播車擠滿了整條路。我很想知道購物中心旁的法院裡正在上演什麼國際新聞，於是傳了一封簡訊給正在工作的湯姆。
「是個強姦案。」他回答。
他只能說這些。喬蒂辛格（ Jyoti Singh ）遭遇的強姦暴行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。我甚至知道這起案子涉及一個購物中心，但我沒有意識到——現在我寧願自己根本不知道——那個購物中心正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家的地方。喬蒂辛格年僅二十三歲。她被誘騙到一輛公車上，然後被人用金屬棍強姦，直到器官撕裂，最後被丟到路邊等死。現在強姦犯就在大樓下方受審。這是我們進入印度的首個窗口之一。
我感覺到我們住的旅館裡也在醞釀著一些不尋常的事情，但一開始我說不出是哪裡特別。早餐時，我注意到嬰兒和同性戀伴侶的數量異常地多。大多數伴侶都是白人，來自國外，他們似乎彼此不認識，但仍然被一種情誼聯繫在一起，而我的家庭被默認排除在外。他們意味深長地交換眼神，駐足欣賞著小嬰兒，在彼此的耳邊嘀咕著。慢慢地，我從無意中聽到的對話片段中了解到真相：附近有一家著名的代孕診所，在前往印度認領新生兒的伴侶中，我們住的酒店又剛好很受歡迎。
這些家庭疲憊不堪，倒著時差，還陷入了把孩子帶回家之前要經歷的跨國官僚機構的困境。其中一些人已經困在這裡好幾個月了。然後我出現在那裡，在一個明顯有人居住的子宮的重負下蹣跚而行。
當我重重地沉進椅子裡吃早餐，試圖轉移馬克斯每天要吃甜甜圈的請求時，我並沒有忘記人們會驚訝地回頭多看我兩眼：你在開玩笑嗎？我自己既是其他客人無法擁有的一種身體狀態的化身，同時也是對他們為人父母的未來的惹人厭棄、不甚美好的一瞥。一個挺著大肚子的母親和一個可怕的兩歲大的孩子，身處在無法懷孕的人群中——我這是要走的什麼運啊。
但是，在被孤立許多天后，一個陌生人終於打破了我們周圍的沉默。
「早安。」他用快樂的美國口音說。
我抬起頭。一個中年男子站在我們的桌子旁，一隻手拿著熱氣騰騰的杯子，頭像鳥一樣好奇地歪著。
「早安。」我說。
「還有你，早安。」他轉向馬克斯。
「你好。」馬克斯輕聲說。
我的新朋友是一位和藹的美國教授，他的先生是一位好脾氣的歐洲醫生，正在幫我跟馬克斯講蛋白質和維生素的好處。他們正試圖把他們的新生兒帶出印度。事實證明，美國的情況很複雜，所以現在他們把目標瞄準歐洲，在那裡，他們會暫住在一位祖母家，同時解決美國的問題。
我不知道是什麼激發他們接近我們，但我太想跟人說話了，根本顧不上別的。我描述了找房子的艱辛，而他們也抱怨著這幾個月在飯店過的日子。我們吃完早餐還捨不得走，一杯接一杯地續著咖啡。
幾週後，他們走了。走前給我留了張手寫的便條，上面寫著："趕著出發。設法訂到了機票。很高興見到你和馬克斯。請保持聯繫。"
我為他們感到高興。他們真的很有同理心，主動向我伸出援手，因為他們看出我當時過得很難，即使他們自己也處於挫敗中。他們對馬克斯一直很和氣友善。他們考慮得很周到，原本可以直接去機場，消失不見，卻刻意留給我們一張紙條。我想，這樣的人一定會成為非常優秀的父母。我很高興他們找到了讓自己的家更完整的方法。
但在花了那麼多時間思考母親的身份和女性的消失之後，我也發現這種瀰漫著的代孕氛圍令人不安。懷孕的女性在飯店裡無處可覓食。她們的身體被世界各地的富裕家庭作為孵化器租用。有錢人家的胎兒從她們的循環系統中獲取氧氣，從她們的血液中汲取養分。胚胎汲取鈣質形成骨骼，卻讓代理孕母的牙齒鬆軟、骨骼脆弱。但這些女人並不是母親，嬰兒不是她們的──孩子生下來就要出口到國外。
我用手摀著懷孕的肚子，試著想像自己沒有權利去愛那個在肚子裡撲騰的小傢伙。我試著想像，但什麼都想不出來。我並不是譴責或寬恕，只是現實超越了我的想像。有些女性——甚至大多數女性——必須完全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度過孕期。我們都會出賣東西，為什麼子宮不能賣？酬勞很不錯，又急需這筆錢。
「我不喜歡那個。」瑪麗斷然說。
我在馬克斯午睡的時候問她：「你知道這些家庭在做什麼嗎？」哦，是的，她當然知道。瑪莉從供應方那頭了解到代孕。她認識一些為了錢生孩子的女人。
「酬勞很好。但是一旦孩子出生，就沒有人照顧這些女孩了。」瑪麗說，「她們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做。她們會得病，年紀輕輕就死了。他們把錢給了這些女孩，然後把她們趕走。這種情況我見過太多次了。"
話很快說了出來，傾瀉在空中。接著她回過神來。我問她的意見，但沒有透露自己的態度。她看到我在樓下和那對伴侶聊天。
「不過我也不懂。」她很快補充。
"我想你是懂的，"我說，"你懂的比我多。但是，這些人、這家診所聲譽很好。可能沒有你看到的那麼糟糕。"
你是對的，但這不是我們的錯。我和我的朋友都乾乾淨淨。當然，總的來說，你是對的，但這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。
我也聽過這樣的故事：女人們被扣在宿舍裡做人質，以免傷害肚子裡的賺錢工具，她們被迫透過Skype向遠方的認領者展示隆起的肚子。但有些女性不能懷孕，有些伴侶沒有子宮，收養又很棘手。世界上到處都是被遺棄的嬰兒，要獲得孩子的監護權卻非常困難、緩慢和昂貴。有些印度家庭讓女嬰挨餓，免得在她們身上浪費食物，然而，領養一個嬰兒既昂貴又繁複。一切都安排得很糟糕，給每個人的選擇太少了。我自己過去也急切地想要一個孩子。
但我仍然在想：為什麼不管想要什麼，你都能找到一個販賣它的可憐的女人呢？你可以買屁股、陰道、嘴巴或舌頭。你可以買一個子宮，一個人類的溫室，用來盛裝人類的種子。你可以買雙手換尿布，可以買聲音來唱童謠，可以買背和手臂來帶孩子，可以買乳房來哺乳。你可以買到一段視頻，影片裡一個女人遭到殘忍的侮辱，然後被人用陰莖塞住嘴，直到她吐到狗食盆裡。這樣的影片很受歡迎，男人喜歡看。但是，當然，男人從來不承認看過這種影片。說到罪責，總是別人的錯。
流行文化要求我們把這些片段分成單獨的現象：性工作、色情、家務和代孕。但是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所有這些交易都存在於同一個連續過程中——你可以從一個女人那裡買到任何東西，然後把剩下的東西扔掉。
我是共犯。我直接而有意地做這件事。甚至就在我打字這會兒，我租來的女人正在書房外掃地，我聽到掃帚劃過木地板的聲音。讀者們，你們也是。你可能認為你不是，但你可能是。你買的那些便宜的衣服和食物，你知道它們的供應鏈嗎，你能溯及其原料嗎？你不能，也不想。我向你保證：任何便宜的東西都不是出自偶然。你們吃著奴隸制，把它穿在皮膚上，睡在它的懷抱裡。我不是指隱喻意義上的奴隸制，我指的是純粹的奴隸制，那種很久以前就該被廢除的奴隸制。
另一種觀點是，如果女性得到報酬，那就是賦權，其餘免談。我憑什麼說一個大字不識的村婦不該把她的子宮租給富有的美國人，好為她的兒子掙學費？我憑什麼說一個年輕女子不能在鏡頭前做享受被噎住的表演？我有什麼資格去評判？身為一個付錢租賃別人、害得母親與孩子骨肉分離的人，我還有什麼資格感到內疚？我有什麼資格呢？我是誰？
我不確定了，因為那些女人都不願意說出我的名字。她們稱呼我：對不起。夫人。
沒有快速的解決辦法，所以你最好冒險一試。我應該以後再想這些，等我的孩子長大了，等我有了更多的時間，等我不會試圖強迫丈夫待在家裡，自己從事一份甚至都不想做的工作，到頭來讓我的家庭崩潰。等我終於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時候，再來誠實思考就安全無虞了。
最近，我和剛來新德里時認識的兩位父親中的一位互通電子郵件。他善良大方，提出要從美國寄一個愛心包裹給我們。他只是拒絕了回印度工作的機會，他還沒準備好面對在印度時的記憶。
"我拒絕了。"他寫道，"那裡離代孕母親被強制拘留的地方太近了。也許等回憶褪色一點再來吧。也許。"
也許他也不想面對供應鏈。 （梅根· 史塔克）
（本文選自文匯出版社《女人的事》，略有刪減）
（取自微信公眾號人間theLivings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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